四川省医学会神经外科专委会护理康复学组第四期沙龙召开

（一）吸纳客观归责理论的框架判断过失违法行为的成立 如前所述，事实上，我国的行政处罚领域是要求违法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的，只不过是对过失的规定往往蕴含在对相关注意义务条款的违反之中。

叶平、陈昌雄《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所得研究》，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尽管上述规定是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但从执法实践看却并不合理，难以满足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

又如，《上海市雷电防护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市气象局或者有关区、县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或者给予通报批评。[64] 参见前注[56]，汪永清编著书，第43-46页。这是因为，相对于现有的列举条款而言，分类条款具有更大的规则生长空间，能够提供扩张解释的文本依据。我国《行政处罚法》有关处罚种类的规定过于简单和僵化，纯粹的‘名称形式划分使得8条规定的处罚种类并不符合实践中的监管需求。与列举条款采用的具体化技术不同，分类条款将不再以具体化为立法任务，而是要最大程度地保持开放性，提高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范容量，从而更为从容地应对风险社会和信息社会的现实需求。

从功能上来说，这可以从源头上消除长期困扰理论与实务界的行政处罚概念外延问题，明确行政处罚的判断标准，凸显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总则性角色。对于这一行为，是认定为行政强制执行存在程序瑕疵，还是行政处罚，司法裁判的立场不一，并且确有持行政处罚立场的案例，如乌巾荡游乐有限公司不服兴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上诉案[（2014）泰中行终字第0083号行政判决书]。按照法治原则的要义，诉讼规则的设计必须合乎主体交互性原理，从而厘清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与个人间权利与义务的界限。

注释： ①参见林俊益：《程序正义与诉讼经济》，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91-93页。在此之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能自愿放弃宪法所保障的获得充分审判等程序性权利，并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形成程序上的合意。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宪性，要明确国家在诉讼上的保护义务。就刑事诉讼法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来看，其规范的是被告人与法检公垂直对应的公法关系，涉及公权力主体、公权力行为、当事人的公法权利等要素，是具有规整性、普遍效力的公权力行为。

这规定中所使用的词是应当，简而言之就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必须听取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的意见，实际上是《宪法》第130条中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具体化。为此有必要把人权保障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的基础，并将法治原则作为自愿性的判断标准，从而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在保障辩护权、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延续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引进了具有民主性质的协商机制。从形式上看，刑事速裁程序对庭审程序的简化、控方证明责任的变化及人民法院庭审环节的简略，使原本控、辩、审三方关系形成的刑事诉讼基本结构不再明显。同样的，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的自愿性审查，应在被告人的辩护权、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行。此外，根据《宪法》第128条和13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有人民法院有权适用刑罚，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二是对刑法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加以明确，如对《刑法》第5条对罪责刑相适应的规定进行分殊化处理。(27)王敏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审前的认罪认罚，如何确保其真实、自愿是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另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认罪涉及对诉讼权利的处分，法、检、公应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诉讼权利的处分是否对实体权利的保护产生了不利影响，以及是否存在轻罪重判的情况。

(29)卞建林：《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化与流变——以海峡两岸刑事司法改革为线索》，《政法论坛》2019年第1期。在基本权利的最高价值决定与价值辐射下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补充了刑法规定，并赋予被告人对话协商的程序性权利。

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集实体权利保障和诉讼程序优化的综合性法律制度，为刑事实体处理和刑事程序适用之间的优化衔接搭建了桥梁。对此，需要阐明刑事法律体系和宪法之间的关系。

⑨参见胡婧：《美国认罪协商程序及其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示》，《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我国的这种诉讼体制使诉前的认罪认罚、审前的认罪认罚，具有怎样的效力，成为一个特殊问题。此外，与一般的被告人相比，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某种程度上减损了诉讼权利、放弃了无罪辩护，更应受到国家的重视。在未来的改革中，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平等参与权、选择权。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国家仅能用有限的手段来追诉犯罪。实现认罪认罚从宽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从而获取被害人的谅解，这里是否存在公众担心的花钱买刑的问题？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心认罪却家境贫寒是否可以适用从宽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运行中如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5)欧阳涛、张绳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注释》，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另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被告人个案处境，赋予被告人对实体权利、诉讼程序充分的处分权与选择权，符合国家保护义务对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要求。

(12)在这种情况下，对认罪认罚制度协商过程的合宪性控制和对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保障就更有必要，以体现认罪认罚制度的设计初衷。⑧张建伟：《从积极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

另外，根据我国《宪法》第13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23)高通：《德国刑事协商制度的新发展及其启示》，《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

除此之外，被告人只要积极悔罪、认罪认罚了，和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从而获取被害人谅解的被告人一样，也应获得同样的从宽机会。(27)为此，从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可能遇到的宪法问题比较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展开，应符合宪法关于法检公三机关相互制约原则，合理协调法检公三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不同功能。⑧个人罪责原则以权利保障为本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就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在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与刑事法律相互依存的前提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展开，不可能脱离于既定的宪法秩序。(16)公权力的行使与运行以法治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宪法原理为基础，基本权利对于公权力主体而言是一种消极权限规范，公权力主体负有尊重的义务。

第一，合理平衡秩序维护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将人权保障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价值。法治原则强调被告人只就个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个人罪责主义应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

(18)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二是在具体条文规范的维度上，刑法分则各类罪背后所欲保护的法益、刑事诉讼法所欲实现的程序价值，是对宪法有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权利等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

(21)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221-223页。比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环节中，犯罪嫌疑人应被告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并决定是否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从而影响后续诉讼过程的展开。基于实质真实主义和个人罪责原则，被告人只就人民法院所认定的实体真实的行为承担责任。(23)为此，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需要平等的对话，人民检察院应在犯罪嫌疑人知情权、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专门的认罪认罚案件协商机制与协商程序。

(二)将法治原则作为自愿性的判断标准 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以法治原则为标准，体现人的主体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是缓解诉累，从而优化司法资源，避免刑事司法制度的僵化。

关 键 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宪法界限/人权保障/法治原则 作者简介：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二，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

在提起公诉环节，犯罪嫌疑人可以就认罪问题与人民检察院展开协商，从而决定是否接受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及是否适用简易、速裁程序。从宪法的视角看，如何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应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点关注的领域。